開欄的話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統闡述習近平文化思想，這在黨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反映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有關思考，本報今起推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文化傳承發展大家談”專欄，邀請一線工作者暢談對文化發展、文脈傳承、文明進步的所思所想，展現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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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劉躍進有“兩多”：一是身份多，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評論》《中國文學年鑒》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中國文學卷副主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等；二是著作多，他著有《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秦漢文學編年史》《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中古文學文獻學》《古典文學文獻學叢稿》《秦漢文學論叢》《文學史的張力》等學術專著。最近，劉躍進又多了一個身份，那就是《新時代萬有文庫》主編。

劉躍進

　　2023年12月26日，劉躍進在遼寧出版集團舉辦的《新時代萬有文庫》統稿會上提出，《文庫》的定位應突出“普及性的提高、提高下的普及”，所收典籍兼具學術性、時代性、民族性，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在整理方式上，接近讀者，惠及社會。

　　這不是劉躍進第一次提出這樣的主張，他在同時主持并擔任主編的“《文選》研究叢書”“杜甫研究叢書”“《楚辭》研究叢書”三個重要出版項目中，同樣秉持這樣的學術理念。

　　這種堅守源于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價值的認識和傳承文明的一種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讓人振奮。劉躍進表示：“古典文獻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領域，結合自己的專業和興趣，積極推進優秀項目實施，最大程度地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

　　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自信的基礎

　　理想變為現實的標準是什么？那就是以高質量學術成果回饋社會。近些年來，劉躍進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魏六朝集部文獻集成》的核心課題成果屢獲出版界榮譽。其中，《〈文選〉舊注輯存》（鳳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總計1000萬字，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出版）100冊，榮獲全國古籍出版社百佳圖書（2019年）二等獎。在此基礎上他主編的《〈文選〉文獻叢編》、“《文選》珍本叢書”（鳳凰出版社）兩套叢書，同樣受到學界、古籍出版界贊譽和關注。

　　“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是面向社會、服務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它可以為我們的文化自信提供堅實的歷史依據和充分的人文底氣。我認為，‘《文選》研究叢書’的意義在于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章學的永久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此，我在這些著作的前言中作了比較充分的闡釋。”劉躍進說道。

　　談及新近擔任的《新時代萬有文庫》主編工作，劉躍進坦言工作量更大，第一輯就收錄了50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經典。不同的是，“《文選》研究叢書”“杜甫研究叢書”“《楚辭》研究叢書”這三個項目，都是圍繞著一書一人展開，而《文庫》則是集成性叢書，范圍更廣，規模更大，更有現實意義。

　　針對怎么理解《文庫》的“普及性的提高”與“提高下的普及”的關系，劉躍進說，《文庫》是在吸收《萬有文庫》《新世紀萬有文庫》出版經驗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譬如，《萬有文庫》和《新世紀萬有文庫》中的古籍整理本大多是“白文本”，便于讀者直接閱讀古籍原文，使其“知其然”。《文庫》的編纂，則是堅持“追本溯源”原則，注重探尋中華傳統文化各個領域具有根脈性的核心文獻，力爭選擇最早、最好的版本，最權威的注釋，給讀者提供最便捷的經典讀本，使其“知其所以然”。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

　　需代代傳承典籍的社會價值

　　在學界，劉躍進的學術關注點寬泛而深入，這得益于46年前葉嘉瑩先生的詩詞課為他播下的古典文學火種。當時，劉躍進是南開大學本科生，至今他還記得葉先生的那句詩：“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他要像葉先生那樣，繼續傳播文學的夢想。

　　工作后，劉躍進積極組織杜詩讀書會、學術研討會，策劃主編的“杜詩宋元注本叢書”（鳳凰出版社出版）、《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宋元卷第一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杜集舊注輯存》（整理資料階段）三套叢書，陸續成為杜詩研究領域的基礎性文獻。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些來自2000多年前《楚辭》中的金句，如1000多年前的《文選》一樣，同樣吸引著劉躍進的目光。劉躍進告訴記者，《楚辭大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主要收錄屈原的作品以及歷代注釋、考辨與研究等相關論著。《近現代楚辭研究集成》則包括20世紀楚辭研究論文匯編、20世紀民俗/民間文學研究論文匯編、現代楚辭論著集成等，構建“楚辭文獻資源庫”也是他的夢想。

　　在劉躍進看來，通過這樣的工作可以把中華優秀經典文獻的早期狀態，系統地、完整地呈現給讀者。讓典籍的社會價值代代傳承，并在傳承中惠及廣大讀者，這是實現“第二個結合”的必然要求。

　　學術研究不僅是學者個人的事業，也有一個“為了誰”的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明確為誰立言，這是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最終落腳點。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關注社會；從事人文學科研究，自然應有人文情懷。只有關注時代、關注社會、關注民生，我們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眾的需求統一起來，才能更有效地實現文學研究的價值，才能更深刻地彰顯學術成果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劉躍進說：“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普及工作，其意義還不僅僅是傳播文化知識，更是傳遞一種理念、一種理想，甚至可以說，是在從事一項民族文化集體認同的凝聚工作。由此可見，顧炎武倡導的‘文章須有益于天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從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工作者，要不斷地強化學養，加深對傳統文化精華的理解，拿出實實在在的成果回饋大眾。”

　　“傳世書”需多方共同努力

　　作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劉躍進對古籍出版研究界的情況比較熟悉，及時跟蹤學術熱點。譬如，如何全方位地推進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現代化，讓傳統文化類圖書選題守正出新，使其成為流傳后世的文化財富，就是他近期思考的問題。

　　劉躍進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多方共同努力。一是國家相關部門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科研成果評價考核制度，尊重古籍整理工作的規律，承認傳統文化研究的價值，讓他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編纂出版“傳世書”為重要目標。二是傳統文化研究者、整理者要真正沉下心來，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不驕不躁，踏踏實實做出有含金量的成果。三是出版界也要轉換思路，避免短平快的操作方式，將目光由短期效益轉向長遠效益，努力打造“長銷書”。四是監管部門在嚴把市場關口的同時，應該給予政策支持，讓更多優秀的傳統文化圖書選題能夠具備實施條件。五是作者和讀者互動提升，進一步倒逼圖書市場優勝劣汰、良性發展。

　　“文化發展繁榮是一個多維互動的復雜過程，圖書在其中起到特別重要的樞紐作用。比如，遼海出版社不僅推出《新時代萬有文庫》這樣宏觀性的叢書，還立足于區域文化資源，策劃出版了《八旗文獻集成》《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古籍整理圖書。這種立足地方、面向全國的發展思路值得借鑒。”劉躍進如是說。（章紅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