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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周刊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動員

2024-04-24 14:52 |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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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周刊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政治理論刊物,于1937年12月11日創刊于武漢,次年10月轉移至重慶繼續出版,到抗日戰爭勝利時共出版170余期。抗日戰爭既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精神和意志的較量,只有通過卓有成效的動員,才能把廣大人民組織起來,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與“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形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毛澤東同志語)。《群眾》周刊把“自救危亡”作為辦刊宗旨,通過揭露日寇野蠻暴行、痛斥妥協投降行徑、謳歌抗戰英勇事跡等方式,鼓舞士氣、堅定意志,為動員各階層民眾團結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揭露日寇野蠻暴行

  喚醒抗戰意識

  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通過讓民眾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暴行,能夠充分喚起民族意識,進而激發強大的抗戰意志。《群眾》周刊堅持把“應當在一切文字的,或者是口頭的宣傳上,揭露日寇一切殘暴獸行,激發每一個中國人對日寇的民族仇怨”作為重要內容,激勵各階層民眾起來反抗。1938年1月8日,周刊發表通訊文章《陷落后的天津日租界》,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中國人的凄慘處境。在天津日租界,日本人的軍用汽車、機器腳踏車,“在街上橫沖直撞,壓死了人,還要罵你走路不小心”。同年2月12日,任弼時同志在周刊發表《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抨擊日寇的野蠻行徑,日寇每到一個城鎮,“多將未逃走的居民殺去半數以上,對政府職員和抗日領袖分子,則用火燒和活埋的方法處死,兩三歲的小孩子亦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去,青年婦女幾無不被其輪奸”。3月19日,周刊發表《一個陷落的村莊》,描述了一個被日寇洗劫后的村莊慘況:“敵軍所到之處,鮮血滿地,空氣里的血腥味聞起來讓人頭暈目眩。放眼望去,遍地狼藉……往日熱鬧鮮活的村莊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座死人城。”1939年5月15日,發表時評《有組織的反對日寇獸行》,控訴日軍轟炸重慶后一片狼藉的景象,“繁華的商業區域,重要的文化機關,貧民集中的住處,外國駐華的領事館,均遭受日寇的殘暴的轟炸,頓使重慶許多地方變成瓦礫之場,許多和平居民蒙受死傷流離之慘”。1942年12月30日,周刊發表的《敵軍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剖析了日本對我國的殘酷經濟掠奪,“對于被占領區的農村,敵寇一向是盡量的大刮地皮。華北農民所負擔的租稅,每達一百二十種之巨,新樂某個鄉村全村有二百一十戶,而平均每天對敵繳款之數,竟達二百九十七元六角”,對中國百姓的壓榨可謂敲骨吸髓。1944年2月25日,周刊以來信方式介紹曾被譽為“小廣州”的梅縣在被日軍占領后,民眾的悲苦慘狀,“從惠州到梅縣沿途因饑餓而死的,據估計達三四萬人”,以至于“每天清晨一隊隊的婦女和兒童成長蛇形的隊伍,掘草根,剝樹皮,紛紛充饑”。

  《群眾》周刊從不同層面揭露日本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無盡災難,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的。這使不同階層的民眾認識到,如果不抗戰,只能當亡國奴,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沒有任何尊嚴可言,從而喚醒人們的反抗意識,讓更多愛國民眾投身抵抗侵略的洪流。

  抨擊妥協投降行徑

  激發抗戰士氣

  日寇在野蠻侵略掠奪中國的同時,還采取“以華制華”扶植漢奸傀儡政權的卑鄙殖民策略。一些奴顏婢膝的賣國分子淪為其幫兇和代言人,不僅到處散播不利于抗戰的錯誤言論,還對百姓極盡欺壓之能事。《群眾》周刊對漢奸的丑惡行徑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抨擊與揭露。1937年12月11日,周刊創刊號發表社論《由失敗到勝利的樞紐——肅清民族失敗主義》,指出由于戰場失利,一些親日分子大為活躍,到處散播悲觀失望的情緒,企圖使政府接受日寇的條件,受此影響,“沒有教育沒有組織的后方民眾們被恐怖的氣息包圍著,終日惶惶不知所措”。文章強調,這種“形勢是很嚴重的”,“這是目前最大的危險”。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發生了汪精衛叛逃事件。1939年1月10日,《周刊》發表社論《民族敗類汪逆精衛》,痛斥汪精衛“喪心病狂,認賊作父,甘心出賣民族,屈膝求和”,“忘了我先祖遺留給我們的偉大文化,光榮歷史,忘記了我前線將士的血和肉所鑄成的抗戰足跡,背叛祖國……是全民族,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敵人,這種敗類是死有余辜的”。1940年4月10日,針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汪偽政權明目張膽賣國的行徑,周刊又一次發表社論《粉碎汪逆傀儡政權!》一針見血地指明其主要工作“必定是替敵人作警犬,鞏固敵人的侵占地,協助敵軍‘掃蕩’我抗日根據地”,“屠殺被占區的愛國分子;進行種種欺騙,以麻醉淪陷區中人民的民族意識”。1943年12月16日,周刊刊發《嚴懲叛將,粉碎偽軍》,指出孫良誠等偽軍,在日寇支持下進攻冀魯豫邊區、山東抗日根據地,再一次說明了“敵寇的毒辣,漢奸的無恥”,呼吁根據地民眾公布偽軍將領的姓名,搜集其叛國證據,“使他們的罪行暴露無遺”,人人得而誅之。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同志指出,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中華民族“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如果妥協投降,“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群眾》周刊把揭露批判漢奸賣國行徑作為抗戰動員的重要內容,使廣大民眾認清了妥協投降的嚴重后果,對于形成強大的輿論震懾、提高抗戰士氣具有重要作用。

  謳歌英勇抗戰事跡

  提升必勝信念

  盡管抗日戰爭是一場敵強我弱、實力懸殊的戰爭,但由于中國軍民不畏犧牲,奮勇殺敵,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用熱血和犧牲譜寫了一曲曲氣吞山河的抗戰史詩。對于這些可歌可泣的事跡,《群眾》周刊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贊頌。1938年1月25日,周刊發表短評文章《追悼陣亡將士》,指出,“前線將士抗戰的英勇和犧牲的壯烈,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全國人民要“踏著先烈的血跡,沉著地勇猛地前進”。2月12日,朱德同志發表《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一文,詳細列舉了八路軍在平型關、忻口、娘子關等戰役中奮勇殺敵的英雄事跡。如在忻口會戰中,敵人的兵站及醫院,“不斷受我襲擊,前送后送之人馬、車輛、材料多被我殺傷破壞,甚至完全斷絕”,以至于“敵不得不用飛機接濟彈藥、糧秣”。5月7日,周刊發表《我空軍再獲大捷》的短評文章,興奮地宣布中國空軍在武漢“二一八”空戰中,擊毀敵機21架,迫使其余15架狼狽逃竄,取得 “抗戰以來空戰史上最光榮的業績”,對于中國空軍戰士這種奮戰到底的精神,“我們中國人民都應向他們表示十二萬分的熱忱和敬意”!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涌現了大量悲壯的抗戰事跡。《群眾》周刊對此進行了廣泛宣傳和熱情謳歌。1939年6月4日,周刊刊發《晉察冀區展開血戰》一文,指出自晉察冀邊區成立后,敵人已先后進行4次較大規模的圍攻,但都以失敗告終,“敵軍被牽制在此區域的有五萬多人。平均我每游擊隊一小隊每天可擊斃十個敵軍。這種抗日根據地已經成了變敵人后方為我之前線的光輝模范”。僅五月八路軍就與敵作戰30余次,“將由五臺東冶豆村東犯,大營沙河南北,易定二縣西犯之敵,各個擊破。臺懷鎮北及大龍華之役,斬獲尤多,計斃敵千余人,俘獲九三式山炮三門,迫擊炮一門,輕重機關槍四十余挺,步槍三百余支,戰馬百匹,汽車三輛及重要文件甚多。”用數字使民眾真切感受到中國抗戰尤其是敵后戰場取得的巨大成績。百團大戰是抗戰中期共產黨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對日作戰行動。1940年10月30日彭德懷同志的《“百團大戰”之意義》、11月25日朱德同志的《擴張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和左權同志的《論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等文,高度贊揚各部隊“顯示了我們的傳統的民族英雄氣概”,“這個無比的英勇精神,將在我全體將士中發榮滋長起來”。1944年1月25日,周刊發表時論《敵后人民英雄》,熱情歌頌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人民的英勇抗戰行為,“他們在那樣困難萬分的物質條件下,完全得不到一點救濟,卻能夠發揮創造的天才,運用陳舊落后的武器”,“對擁有近代化裝備武裝到了牙齒的日寇,他們是這樣的斗爭著,無情的予以消滅”,“他們已經組織和武裝起來了,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現代的武器,一定是更能發揮力量”。

  《群眾》周刊及時反映中國抗戰尤其是我們黨領導下取得的抗戰勝利消息,熱情歌頌中國軍民英勇作戰、誓死衛國的光輝壯舉,強烈表達了對抗戰英雄的敬佩之情,為凝聚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營造了強大的輿論氛圍,有助于激勵中華兒女堅定必勝信念與信心,為取得抗戰最終勝利而不懈奮戰。

  (作者:王鳳青,系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抗戰動員話語建構及經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 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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