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周刊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政治理論刊物，于1937年12月11日創刊于武漢，次年10月轉移至重慶繼續出版，到抗日戰爭勝利時共出版170余期。抗日戰爭既是一場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精神和意志的較量，只有通過卓有成效的動員，才能把廣大人民組織起來，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與“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形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毛澤東同志語）。《群眾》周刊把“自救危亡”作為辦刊宗旨，通過揭露日寇野蠻暴行、痛斥妥協投降行徑、謳歌抗戰英勇事跡等方式，鼓舞士氣、堅定意志，為動員各階層民眾團結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揭露日寇野蠻暴行

　　喚醒抗戰意識

　　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通過讓民眾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暴行，能夠充分喚起民族意識，進而激發強大的抗戰意志。《群眾》周刊堅持把“應當在一切文字的，或者是口頭的宣傳上，揭露日寇一切殘暴獸行，激發每一個中國人對日寇的民族仇怨”作為重要內容，激勵各階層民眾起來反抗。1938年1月8日，周刊發表通訊文章《陷落后的天津日租界》，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中國人的凄慘處境。在天津日租界，日本人的軍用汽車、機器腳踏車，“在街上橫沖直撞，壓死了人，還要罵你走路不小心”。同年2月12日，任弼時同志在周刊發表《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抨擊日寇的野蠻行徑，日寇每到一個城鎮，“多將未逃走的居民殺去半數以上，對政府職員和抗日領袖分子，則用火燒和活埋的方法處死，兩三歲的小孩子亦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去，青年婦女幾無不被其輪奸”。3月19日，周刊發表《一個陷落的村莊》，描述了一個被日寇洗劫后的村莊慘況：“敵軍所到之處，鮮血滿地，空氣里的血腥味聞起來讓人頭暈目眩。放眼望去，遍地狼藉……往日熱鬧鮮活的村莊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座死人城。”1939年5月15日，發表時評《有組織的反對日寇獸行》，控訴日軍轟炸重慶后一片狼藉的景象，“繁華的商業區域，重要的文化機關，貧民集中的住處，外國駐華的領事館，均遭受日寇的殘暴的轟炸，頓使重慶許多地方變成瓦礫之場，許多和平居民蒙受死傷流離之慘”。1942年12月30日，周刊發表的《敵軍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剖析了日本對我國的殘酷經濟掠奪，“對于被占領區的農村，敵寇一向是盡量的大刮地皮。華北農民所負擔的租稅，每達一百二十種之巨，新樂某個鄉村全村有二百一十戶，而平均每天對敵繳款之數，竟達二百九十七元六角”，對中國百姓的壓榨可謂敲骨吸髓。1944年2月25日，周刊以來信方式介紹曾被譽為“小廣州”的梅縣在被日軍占領后，民眾的悲苦慘狀，“從惠州到梅縣沿途因饑餓而死的，據估計達三四萬人”，以至于“每天清晨一隊隊的婦女和兒童成長蛇形的隊伍，掘草根，剝樹皮，紛紛充饑”。

　　《群眾》周刊從不同層面揭露日本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無盡災難，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的。這使不同階層的民眾認識到，如果不抗戰，只能當亡國奴，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沒有任何尊嚴可言，從而喚醒人們的反抗意識，讓更多愛國民眾投身抵抗侵略的洪流。

　　抨擊妥協投降行徑

　　激發抗戰士氣

　　日寇在野蠻侵略掠奪中國的同時，還采取“以華制華”扶植漢奸傀儡政權的卑鄙殖民策略。一些奴顏婢膝的賣國分子淪為其幫兇和代言人，不僅到處散播不利于抗戰的錯誤言論，還對百姓極盡欺壓之能事。《群眾》周刊對漢奸的丑惡行徑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抨擊與揭露。1937年12月11日，周刊創刊號發表社論《由失敗到勝利的樞紐——肅清民族失敗主義》，指出由于戰場失利，一些親日分子大為活躍，到處散播悲觀失望的情緒，企圖使政府接受日寇的條件，受此影響，“沒有教育沒有組織的后方民眾們被恐怖的氣息包圍著，終日惶惶不知所措”。文章強調，這種“形勢是很嚴重的”，“這是目前最大的危險”。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發生了汪精衛叛逃事件。1939年1月10日，《周刊》發表社論《民族敗類汪逆精衛》，痛斥汪精衛“喪心病狂，認賊作父，甘心出賣民族，屈膝求和”，“忘了我先祖遺留給我們的偉大文化，光榮歷史，忘記了我前線將士的血和肉所鑄成的抗戰足跡，背叛祖國……是全民族，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敵人，這種敗類是死有余辜的”。1940年4月10日，針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汪偽政權明目張膽賣國的行徑，周刊又一次發表社論《粉碎汪逆傀儡政權！》一針見血地指明其主要工作“必定是替敵人作警犬，鞏固敵人的侵占地，協助敵軍‘掃蕩’我抗日根據地”，“屠殺被占區的愛國分子；進行種種欺騙，以麻醉淪陷區中人民的民族意識”。1943年12月16日，周刊刊發《嚴懲叛將，粉碎偽軍》，指出孫良誠等偽軍，在日寇支持下進攻冀魯豫邊區、山東抗日根據地，再一次說明了“敵寇的毒辣，漢奸的無恥”，呼吁根據地民眾公布偽軍將領的姓名，搜集其叛國證據，“使他們的罪行暴露無遺”，人人得而誅之。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同志指出，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中華民族“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如果妥協投降，“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群眾》周刊把揭露批判漢奸賣國行徑作為抗戰動員的重要內容，使廣大民眾認清了妥協投降的嚴重后果，對于形成強大的輿論震懾、提高抗戰士氣具有重要作用。

　　謳歌英勇抗戰事跡

　　提升必勝信念

　　盡管抗日戰爭是一場敵強我弱、實力懸殊的戰爭，但由于中國軍民不畏犧牲，奮勇殺敵，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用熱血和犧牲譜寫了一曲曲氣吞山河的抗戰史詩。對于這些可歌可泣的事跡，《群眾》周刊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贊頌。1938年1月25日，周刊發表短評文章《追悼陣亡將士》，指出，“前線將士抗戰的英勇和犧牲的壯烈，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全國人民要“踏著先烈的血跡，沉著地勇猛地前進”。2月12日，朱德同志發表《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一文，詳細列舉了八路軍在平型關、忻口、娘子關等戰役中奮勇殺敵的英雄事跡。如在忻口會戰中，敵人的兵站及醫院，“不斷受我襲擊，前送后送之人馬、車輛、材料多被我殺傷破壞，甚至完全斷絕”，以至于“敵不得不用飛機接濟彈藥、糧秣”。5月7日，周刊發表《我空軍再獲大捷》的短評文章，興奮地宣布中國空軍在武漢“二一八”空戰中，擊毀敵機21架，迫使其余15架狼狽逃竄，取得 “抗戰以來空戰史上最光榮的業績”，對于中國空軍戰士這種奮戰到底的精神，“我們中國人民都應向他們表示十二萬分的熱忱和敬意”！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涌現了大量悲壯的抗戰事跡。《群眾》周刊對此進行了廣泛宣傳和熱情謳歌。1939年6月4日，周刊刊發《晉察冀區展開血戰》一文，指出自晉察冀邊區成立后，敵人已先后進行4次較大規模的圍攻，但都以失敗告終，“敵軍被牽制在此區域的有五萬多人。平均我每游擊隊一小隊每天可擊斃十個敵軍。這種抗日根據地已經成了變敵人后方為我之前線的光輝模范”。僅五月八路軍就與敵作戰30余次，“將由五臺東冶豆村東犯，大營沙河南北，易定二縣西犯之敵，各個擊破。臺懷鎮北及大龍華之役，斬獲尤多，計斃敵千余人，俘獲九三式山炮三門，迫擊炮一門，輕重機關槍四十余挺，步槍三百余支，戰馬百匹，汽車三輛及重要文件甚多。”用數字使民眾真切感受到中國抗戰尤其是敵后戰場取得的巨大成績。百團大戰是抗戰中期共產黨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對日作戰行動。1940年10月30日彭德懷同志的《“百團大戰”之意義》、11月25日朱德同志的《擴張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和左權同志的《論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等文，高度贊揚各部隊“顯示了我們的傳統的民族英雄氣概”，“這個無比的英勇精神，將在我全體將士中發榮滋長起來”。1944年1月25日，周刊發表時論《敵后人民英雄》，熱情歌頌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人民的英勇抗戰行為，“他們在那樣困難萬分的物質條件下，完全得不到一點救濟，卻能夠發揮創造的天才，運用陳舊落后的武器”，“對擁有近代化裝備武裝到了牙齒的日寇，他們是這樣的斗爭著，無情的予以消滅”，“他們已經組織和武裝起來了，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現代的武器，一定是更能發揮力量”。

　　《群眾》周刊及時反映中國抗戰尤其是我們黨領導下取得的抗戰勝利消息，熱情歌頌中國軍民英勇作戰、誓死衛國的光輝壯舉，強烈表達了對抗戰英雄的敬佩之情，為凝聚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營造了強大的輿論氛圍，有助于激勵中華兒女堅定必勝信念與信心，為取得抗戰最終勝利而不懈奮戰。

　　（作者：王鳳青，系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抗戰動員話語建構及經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