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讀到《光明日報》，是20世紀60年代初。那時，我在北京匯文中學讀書，學校圖書館在五樓，一樓有個教師的閱覽室。負責管理圖書館的高揮老師，看我愛看書，便特意帶我到一樓的閱覽室，這里有專供老師看的雜志和報紙。當時的報紙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多，《光明日報》赫然在目。我喜歡文學，因此首先吸引我的是《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記得我在上面讀到了翦伯贊、田漢、鐘敬文等人的文章，還看到了鄧拓的詩和華君武的漫畫，這些作者的名字如雷貫耳，讓我覺得《光明日報》很了不得。當時，我也看到了報紙上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民間文藝》等專刊，都是整版的大文章——那時畢竟還是個孩子，我裝模作樣地看，其實并沒有看懂。

　　沒過多久，這間閱覽室關閉了。再次讀到《光明日報》，是1975年夏天。那時，我剛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學里當老師，家從前門搬到洋橋，每天上班下班時，要在虎坊橋換一趟公交車。一天下班后，我在虎坊橋看到了光明日報社的大樓，就在前門飯店對面。中學時代讀《光明日報》的情景，一下子恍若目前，在我心中一直是那么“高大上”的光明日報社，居然就在眼前，觸手可摸，抬腳可進。

　　報社大門前的東側有一排長長的玻璃窗，里面貼著每天出版的《光明日報》及其他報紙。每天下班路過這里，我總要貼在玻璃窗前，把各種報紙瀏覽一遍。報社在虎坊橋南的丁字路口東，報欄朝北，黃昏時分，夕陽的光芒正好從西邊射過來，輝映在報欄的玻璃窗上，光斑跳躍。玻璃報欄和報社大樓，都在光芒輝映之中，四周街市的喧囂，似乎都被濾掉了。這里成了我的閱覽室，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

　　報欄前的讀報時光，止于1978年。記得那年春天，我在這里讀到了《光明日報》上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初夏，我讀到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有些內容沒有完全讀懂，卻能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沒過多久，我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很少有機會再到這個報欄前。

　　后來，得知我的中學同學王晨在光明日報工作，報告文學作家理由調到光明日報當記者，忽然覺得光明日報似乎離我不那么遙遠了，那座大樓里有我的熟人呢！當時，我和理由一起在豐臺文化館編一本叫《豐收》的內部文學刊物，讀到他寫的不少報告文學，我便向他請教。后來，另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張勝友也調到光明日報。我不禁“蠢蠢欲動”，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光明日報的記者，遺憾的是，最后未能如愿。

　　進入80年代，因為寫作，我漸漸地和光明日報有了聯(lián)系。我最先認識的是光明日報記者秦晉。當時，我寫的長篇小說“青春三部曲”舉辦討論會，他給予我很大的鼓勵。記得參加討論會，他是騎著自行車來的。那時的文學評論家、文學寫作者，都是那么樸素、平易。之后，我又認識了光明日報的另一位記者馮立三，我們還先后調到《小說選刊》參與復刊工作。馮立三是我的領導，對我的工作和寫作給予了很多幫助和指導。后來，陸續(xù)認識了張又君、宮蘇藝、韓小蕙、彭程等光明日報編輯，他們都對我的寫作給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勵。宮蘇藝是我第一次在《光明日報》發(fā)文章時的責任編輯。彭程專門為我寫過評論文章，刊發(fā)在《光明日報》。近年來又結識了一些年輕編輯，對我的投稿，他們的回信總是有見解，有批評，有時寫得像一則簡短的評論，也讓我感受到溫暖的友情。編者和作者之間如朋友一般保持通信的傳統(tǒng)，如今難見了。

　　迄今為止，我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近90篇文章——我自己都感到震驚，這是多么深的一段緣！晚年的孫犁先生曾經對我說，他愿意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原因有二：一見報快，二讀者多。我也很愿意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而在眾多報紙中，《光明日報》是刊發(fā)我文章最多的報紙之一。我的這些文章，有的被其他報刊轉載，有的被選入中學語文試卷閱讀題，有一篇散文《孤獨的普希金》，還被選入香港的中學語文課本。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散文《銀色的心愿》，寫一位荷蘭的乒乓球收藏家渴望收藏我國紅雙喜牌的乒乓球。文章發(fā)表后，生產紅雙喜乒乓球的廠家與我取得聯(lián)系，特意給這位荷蘭人寄去了他們的乒乓球。此事足見光明日報的影響力，它幫助這位荷蘭人，也幫助我實現(xiàn)了這一銀色的心愿。

　　記得在一次會議上，我和宮蘇藝相識，他熱情地向我約稿，讓我很是激動。那時候，我雖然寫東西已有十幾年，但還從來沒有在《光明日報》的副刊上發(fā)表。其實，我一直希望能在《光明日報》，尤其是《東風》副刊上發(fā)文章，圓自己學生時代的一個遙遠的夢。在我心目中，報紙的副刊一直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地。在報紙上刊發(fā)文學作品，是“五四”以來的傳統(tǒng)，很多讀者是從報紙副刊上讀到文學作品，進而認識作家。副刊擴大了文學的受眾面，使文學產生了更廣泛影響，它關注現(xiàn)實生活，滋養(yǎng)人心，在報紙上形成獨有的一方園地。而光明日報的文學副刊，我早在讀中學時就對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報社先后遷址到虎坊橋和兩廣路，兩地都在城南。北京城南有辦報傳統(tǒng)，早在清末民初，很多報紙先后在城南創(chuàng)辦。選址在此，也是文化的一種傳承吧。?作者：肖復興（作家、《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原副主編）